论毛泽东哲学思想

赵翠霞  谢志军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容置疑，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首先，从理论内容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于一个思想体系，因而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点，如，实践性、科学性和阶级性等。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一般性的探讨，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的简单运用，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因而它又具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特点和新鲜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打上了鲜明的中国共产党人烙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一生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尤其是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要善于从哲学高度来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毛泽东还身体力行地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普及工作，一是哲学的通俗化，即运用通俗易懂的概念、语言来表达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历来反对从书本到书本地研究哲学。他强调讲认识论要联系具体工作，要从生活现实来讲对立统一，要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来研究唯物史观，要写“活”哲学，不要写“死”哲学，要写实际的哲学，这样才会有读者；而书本式的哲学难懂，老百姓是不喜欢这样的东西的。毛泽东所写的哲学著作就是一个好的示范，他所使用的许多语言至今仍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使用，比如，实事求是、本本主义、一分为二等等，这些生动的通俗的语言，表达了很深刻的哲学思想，使人一听到这些语言就能联想到其中的哲学含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二是哲学的群众化，即把哲学普及到群众中去，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他总是强调，写哲学书不要使人望而生畏，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他反复讲，领导干部应该学哲学，也能够学哲学。他自己也是到处讲哲学，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在同人的谈话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一些文件中，他都经常谈哲学问题，要求人们重视哲学学习，注重哲学问题研究。陈云曾回忆，延安时期，毛泽东三次给他讲过要学哲学，事后他把自己学习的体会和收获概括为：“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作哲学论证

    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在毛泽东生活和战斗的年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不但已经形成，而且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毛泽东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是重新创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土壤上和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的主要精力是倾注在中国革命最紧迫的斗争实践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发和理论著述上；他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不是社会上存在着的系统的唯心论思想体系，而是党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并对革命事业危害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与教条主义者的主要分歧，也不在于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而在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于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轻视感性经验，夸大理性作用，不懂得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和实践相结合，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定义、结论出发，把理论看成是主观自生的东西，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是思想懒汉，拒绝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愿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践；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南，而是当作教条，生搬硬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分裂。拿这种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形势必是：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们照搬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经验，企图在民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主张城市中心论；在军事战略战术上，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照搬外国军事条令，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等等。毛泽东则认为，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分裂的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一成不变的宗教教条和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马克思主义是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各个国家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在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并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一件极为艰巨和特殊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是不行的，而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也是不能成功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为此，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这些文章既从反面系统地揭露了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及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同时又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基本方法。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作哲学论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论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论，就是党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论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饱含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成功和失败的种种经验和教训。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种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而必须经过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它又是以大量的事例活生生地向人们显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而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则无视中国的国情，否认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讥讽毛泽东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是“狭隘经验论”；他们割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到处套用，去吓唬人们，导致革命事业的屡屡失败。

    为了驳倒教条主义，毛泽东把认识论定位为实践论，即从认识高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他在《实践论》中阐明了实践和认识（中国哲学称之为“知和行”）的辩证关系：首先，知和行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轻视实践的错误，特别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地位和作用，系统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等问题。其次，知和行的统一是在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毛泽东阐明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两个能动地飞跃的认识过程，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这样的多次反复，即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毛泽东特别强调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必须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再次，知和行统一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获得真理的过程。毛泽东认为，真理的发展过程，就是真理同错误作斗争并战胜错误的过程；也就是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无限发展的，永远不会完结。《实践论》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的历史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

    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相统一，科学地阐明了“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个过程的一致性。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创性贡献。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话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一致的。它表明：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从群众中来”，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就是将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是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是将集中起来的正确意见，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坚持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认识上说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责任编辑：吕薇